內容來源：深藍觀
2022年6月中旬，上海剛解封不久，一位參與上海疫情中核酸檢測的第三方實驗室負責人，和大健康領域的幾位老板吃飯。其中一位老板興致勃勃，對那位負責人說：“你們行業很賺錢啊，我一個哥們說一天就賺上億。”
對于這場健康領域“業內人士”的話，上述核酸檢測企業的人，搖搖頭抱以苦笑，拒絕了那位老板“進一步合作一起發財”的夢想。他在短短兩三個月內，見證了一個行業過去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才能經歷的周期。
那位老板口中核酸檢測的“遍地黃金”時期，指的是在2020年初，那時核酸檢測一份高達200元，盡管入局的企業并不多，但上游產業鏈企業確實賺得盂滿缽滿。
在今年上海疫情3月份開始時，在短短一段時間內，核酸檢測每人份僅達到30多元，雖仍“有利可圖”，但已經縮水80%，不過依舊有企業爭相入局。
隨著價格逐漸階梯下降，從單檢每人份16元、多人混檢降至3.5元——利潤陡降。一些有其他項目的企業，或是應付不了政府回款周期漫長、實力有限的企業，率先出局。一些沒有其他業務，核酸檢測好歹能帶來一些現金流，也在咬牙堅持。
然而，隨著各地的“核酸常態化”隨著疫情的暫時消退，一些地區例如上海，政府大篩的頻率一度極劇減少。在一份名單中，上海疫情期間某個區有20多家企業參與政府大篩，6月份，只剩下四五家企業依舊在其中。
于是，控制成本，成為仍在核酸檢測局中企業的唯一選擇。
明德生物、圣湘生物、金域和迪安等大企業頗具規模優勢，控制成本保持利潤相對容易；而一些小企業為了維持利潤不惜鋌而走險，不到兩個月，北京已有3家核酸檢測企業涉嫌違法，14人被批捕——而核酸檢測原本就存在一些“假陽”“假陰”的概率，一些企業擔心違法和概率的界限不明，不敢“冒險”。
但當疫情再起時，常規化核酸檢測又在各個城市開展，7月5日，上海解封一個月后，又有新冠感染病例出現，當天傍晚，上海多個區再度開啟常規以外的工作日大篩。一周后，杭州也將本已延長至7天一測的核酸檢測，重新恢復到72小時。
這不禁讓人擔心，新冠疫情總是卷土重來，社會對核酸檢測的需求，像“吹氣球”一樣。核酸檢測需求的不可預期，也讓政府頭疼。
最近，一些業內人士表示，大型國企和地方政府有收購或自建核酸檢測企業的需求，這不免回歸到了一個古老的問題：疫情防控，作為關涉到14億人的公共衛生事件，政府和市場的參與度到底如何分配？
市場可以帶來高效率，但公共衛生預算有限，不能保持一定的利潤，企業就會退出；如果國家承擔這一職責，快速進入這一領域，會應對變化的疫情，但短期內成本和效率也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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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常態化后，核酸檢測企業有點蒙
2022年，深圳、上海等多地發生疫情，全國的疫情防控更加風聲鶴唳，截至6月初，北京、上海、廣東、湖北、河南、山西、浙江等多個省、市推行常態化核酸檢測，頻率在2天至10天不等。
各地常態化核酸檢測多由民營企業支撐，理論上，這筆檢測費用由當地地方財政支付。5月25日，《第一財經》發布消息稱，大約從5月中旬開始，國家醫保局發函地方醫保局，要求不得用醫保支付大規模人群核酸檢測費用。
很快，各地開始取消核酸常態化檢測。
兩天后，5月27日，四川省閬中市要求“市民自覺自費進行常態化核酸檢測”的消息上了熱搜。6月9日，國家衛健委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低風險地區、低風險人群沒必要頻繁做核酸檢測。
過了不久，對于常態化核酸檢測的具體意見以文件的形式下發。6月28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發布，要求針對不同規模城市，根據風險大小，按照分級分類的原則，確定區域核酸檢測的范圍和頻次。6月底，國務院成立專班整治“層層加碼”問題，并在國家衛健委官網首頁開通了公眾留言板。之后，安徽、河北多地宣布取消常態化全員核酸檢測。
全國多地取消常態化核酸檢測，這對于此前摩拳擦掌進入這個行業的企業來說，似乎預示著戰事已經進入了下半場。但頃刻間，安徽、西安、上海又都出現了高風險地區，疫情又有反復的趨勢。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盧洪洲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于采樣設備和人員來說，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無備。”對于超大城市，徹底解除常態化核酸檢測絕非一朝一夕；對于小城市，疫情則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這也是個充滿風險的行業。此前常態化核酸檢測被提上日程時，部分企業快速擴充產能，不斷提高效率，也有企業鋌而走險，為了快速出結果，和政府要求不符地進行多管混檢，
“目前有一個趨勢，國企出手去做核酸檢測這個業務。”一位IVD企業負責人表示，疫情已經進入第三年，如果防疫措施繼續，決策層可能不止在核酸檢測行業，也會在其上中游行業進行控費，“比如試劑生產這一塊也很有可能會控制，然后把價格進一步壓低。”
另一位核酸檢測人士也表示，諸如國藥控股等國企的確正在大舉建造檢驗所，決策層希望一部分地區的第三方核酸檢測的角色收歸國有，使核酸檢測企業變成公共衛生體系的一部分，以應對核酸檢測“平戰結合”的需求。
“現在對于政策面的變化，大家心里都有預期。”南方某市一家核酸檢測企業負責人表示，業內有核酸檢測公司老板曾向其表達過茫然的感受。
這是一個進入就需要承壓的行業。大企業還好，小一點的核酸檢測公司現金流有限，政府的賬期長，由于行業內多次有公司被查，上游原料廠商給核酸檢測企業縮短賬期，加重了核酸檢測企業的資金壓力，當國企開始入局時，民營老板們在這個行業還要不要投入？投入了又怎樣進行精細化運營和風險管理？
很明顯，常態化核酸檢測一時半會取消不了，核酸檢測行業卻有些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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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兩難的核酸檢測企業
“聽說有企業在找大國企接盤核酸業務。”以上核酸檢測企業負責人透露，已經有控費不夠好、底子不夠厚的企業支撐不住，另尋他路；另一位大型IVD企業的高層人員則表示，在行業內如何沉浮，決定權不在小企業，“不是小企業考慮賣不賣的事，而是國企是買還是自建的事。”
實際上，盡管屢屢有核酸檢測公司被立案調查，在取消常態化核酸檢測之前，核酸檢測行業的利潤并不如人們想象中豐厚，最起碼也已經大不如前。
2020年的疫情初期，核酸檢測的定價曾高達200元/人，得益于此，高額定價成就了企業的數倍甚至數十倍收益的造富神話。
今年5月25日，國家醫保局發布《關于進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和抗原檢測價格的通知》），要求各地在6月10日前將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單人單檢降至不高于每人份16元，多人混檢降至不高于每人份5元，對于政府組織大規模篩查和常態化檢測的情況，《價格通知》明確多人混檢按照不高于每人份3.5元的標準計費。
混檢的核酸試劑盒毛利潤微乎其微，稍不注意控制，利潤就可能為零。一位業內人士推算，單人單檢有約5元的毛利潤，“檢測公司一般爭取毛利率不低于20%才合作，”而在多人混檢的情況下，毛利潤更少。
地區不同、規模不同，同為核酸檢測企業也有不同選擇。雖有同行公司打算尋找接盤，但多個核酸檢測公司負責人表示，“賣掉這一塊業務基本不可能。”
這基于兩個現實層面的考慮。首先，即使取消了常態化核酸檢測，檢測量變少了但也畢竟還是存在。在現行的防疫政策和疫情狀態下，起碼醫院住院患者、陪護的檢測量，還有航站樓、火車站、出租車等重點人群的檢測還是會保持常規狀態，變量在于時間間隔，而對于核酸檢測企業來說，核酸檢測的產能也可以動態變化，“比如一天生產10萬可以承擔，5萬也可以。”以上IVD企業負責人表示。
其次，疫情對整個IVD行業來說都是種打擊，醫院中患者減少，整體IVD企業除了核酸檢測業務，其他業務擴展比較難。當然，核酸檢測行業的盈利走勢也不如預期，“大家都是一樣的心態，能熬的就熬在這。”前文中的核酸檢測企業負責人表示。
“據說安徽的地方政府回款相對慢一些，企業也就不大愿意去。”一些地方政府的態度也會影響在地的企業。一位上海核酸檢測的行業人士透露，上海政府回款態度積極，已經開始對賬，這基于上海對于核酸檢測的需求。
上海的核酸檢測產能剛剛經過巨大變動，“上海從100多萬管產能增加到750萬管，最近又降回到400多萬管，”市場非常自覺，企業追逐利潤，產能的增減決定企業的去留，而上海希望保住核酸檢測的產能，這對保住抗疫成果殊為關鍵。
在上海的核酸檢測企業也回以積極的態度，只要政府說回款，企業“輕易不會說不干，隨叫隨戰，”只要不虧，只要有一點現金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不過，雖然核酸檢測業務線還撐著，但在各地取消常態化核酸時，一些IVD企業也在伺機重回主業，畢竟，核酸只是分子檢測眾多類別當中的一個項目。
“包括我所在的公司，大家都在盡力恢復常規項目的推廣，因為大家也都知道，核酸檢測業務利潤太低了，” 廣州寶創華中大區總監郭天勤表示，自己公司的分子檢測業務并沒有減少，“醫院的分子試劑用量減少了，因為醫院除了新冠檢測沒精力做其他的分子項目，所以把丙肝乙肝等很多項目外送到第三方實驗室了。”
簡單來說，核酸檢測涉及管理運營能力，市場化的企業配置資源效率更高。
如果由國企主導，一般情況下效率可能受限，能否做好還要看是否用專業的人和專業的管理方法。
不過，一些市場占比較小的公司確實可能會退出。在如今的微薄的利潤空間下，核酸檢測企業只能走量，而大型IVD企業的高層人員則認為，“如果儲備產能彈性應對潛在風險，要儲備也是大通量，也沒必要收購小企業”，至于是國企自建產能，還是民營大小企業兼并，總之，到時候又是一番兼并合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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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頭舐血的ICL，迎來格局重塑？
實際上，真正吃到肉、賺到錢的是核酸檢測上游——試劑廠商和儀器廠商，但現在試劑的利潤空間也在極速下降。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有的試劑廠商的產品已經從原來的8元降到2元，如今轉向美國、南非等市場，價格賣到5-7美元。“和創新藥的邏輯一樣，當其產品在國內的利潤空間變小后，就去開拓海外市場。”此外，上游企業還開始建立ICL。“（它們）前后通吃，原來第三方檢驗所的生意更難了。”
利潤愈發減少，上游企業還來“搶食”，ICL早已在“刀頭舐血”。即便如此，核酸檢測業務依舊能帶來盈余，最起碼能讓ICL先賺到一筆錢，帶來一定的現金流。
如今，一個能帶來現金流的生意已經實屬難得。此前這些企業賺錢的方式無外乎兩種：一是對接的醫院端的檢測業務（普檢+特檢），二是講創新故事從VC那里拿錢。前者由于常態化疫情防控的影響，患者回流還沒完全恢復，無法達到核酸檢測一般的業務量；后者也行不通了，“今年資本市場比較冷，企業恨不能砍掉所有創新項目，只求生存和發展”。
在這背后是核酸檢測行業從藍海到紅海的急轉直下：一面是內卷不止，一面是亂象顯現。
據第一財經不完全統計，從6月中下旬至7月5日，至少有1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公布被責令整改的核酸檢測機構累計已達238家；被暫停或取消核酸檢測資質以及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機構數量達到15家。
核酸檢測成為確診新冠感染的“金標準”，檢測結果不準導致的病毒擴散，很容易讓疫情防治失控。基于對第三方企業的不信任，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將檢測權逐漸收回手里，似乎一場“國企入局”的大幕已經拉開。
今年2月，有媒體報道，河南省將成立官方、國資背景的醫學生物檢測公司。而此前1月初，鄭州金域員工涉嫌新冠傳播風波，到現在還沒有結論。6月，北京中生京益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成立，由中國生物投資，疑似實際控制人為國務院。而據業內人士透露，上海也有國資企業陸續購入核酸檢測采樣亭。“國藥控股等國有控股企業在很多地方大舉投資建立第三方檢驗所。”
“（這些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基本上就是為了防疫。”有投資人認為，國企介入該領域是想提高該行業的可控性，推動核酸檢測成為公共衛生體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想壟斷這個行業。
那么“國企進軍核酸檢測”的趨勢已經不可逆了嗎？原來的行業巨頭將面臨什么？
在另一位投資人的眼中，國企壟斷核酸檢測以及廣泛的IVD領域，不會是未來的普遍現象。“這個行業要講究資源配置的高效，靠的是規模化和現金流取勝。”簡單來說，核酸檢測涉及管理運營能力，市場化的企業已接近成本和效率的極致。
如果由國企主導，首先其效率一時半會還提高不了，機動性比較差、成本更高。有業內人士舉了一個例子，在某地某區的采樣亭里，本來一家公司能做的事，拆成了三四家企業做。采樣的護士和負責登記的人員是一家公司，配物料以及負責運轉的又是另外兩家公司。
“每一家在里面都要有利潤，簡直就是‘大鍋飯’。而它們只負責其中的一環，也不用承擔那么多責任。”而負責全流程的企業精打細算，相比之下，前者成本只高不低。那么這里就可能存在尋租的空隙，“這些外包公司可能是通過朋友介紹的，而一些防護服等產品可能就來自社區的衛生中心，不需要企業承擔成本”。
事實上，防疫政策的變化是懸在這個行業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隨著對新冠肺炎的認知愈發清晰，如何防控將變得更有效率。“在核酸檢測上，國企取代民企成為主流不太理智，新冠疫情過去之后國企怎么辦？可能會造成資源浪費。”如今國企躬身入局，大概率是一個過渡的階段，以便更好地肅清市場環境。
據業內人士觀察，目前整個ICL行業在核酸檢測上的產能，或者說ICL的使用率已經達到80%。即便民營企業能保住市場主體地位，也很少有企業說all in新冠檢測，或者把新冠核酸檢測作為主營業務。
“只是有時候檢測量分到你了，更像是一種責任，當然也是一種機會。”這里的機會除了帶來營收，還有以核酸檢測為切入口、布局分子診斷的機會。而分子診斷中的多個應用領域技術壁壘更高、利潤空間也更大，包括腫瘤伴隨診斷、腫瘤早篩、無創產前診斷等。
曾經乘風口而上的幸運兒，沉淪于同質化的內卷中，時代不會獎賞和垂青這樣的掙扎。和醫藥行業一樣，要想看到IVD領域的新故事，需要創新，振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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